“上午奥数、下午外语，一周七八个补习班，逼到最后没了兴趣，也就没了学习。”在昨天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“委员通道”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的一席话，让“减负”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。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如何为学生减负，让孩子主动学习、幸福成长，使教育回归本源?今年全国两会上，代表委员给出许多真知灼见。
须打破“唯分数论”指挥棒
减负难，难在“唯分数论”的指挥棒上，这已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的共识。
“现实中，唯分数、唯升学情况严重，导致中小学学生厌学、家长焦虑、学校无奈，使得教育背离初心，出现了‘内卷’现象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直言，造成这种局面的成因很复杂，教育评价改革裹步不前无疑是主因之一。
在胡卫看来，虽然历次中高考改革形式不断翻新，但评价内容却并未发生实质性变革，甚至还强化了应试倾向，加剧了学生负担和家长焦虑。“只重结果的评价方式，导致学生乃至家长之间功利取向、过度竞争，但教与学的效率不升反降，致使学生消极厌学、身心俱疲。”
这一现象并非少数。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，相当一部分家庭将家庭教育的重心和关注焦点放在学生学业成绩上，这是导致青少年学业压力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胡卫解释说，现有评价方式偏重知识的标准化，强化了中小学生机械训练和死记硬背，淡化了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思维的培养，导致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匮乏。
胡卫建议，要逐步降低考试量化分数在评价中的比重，同时加强对学生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方面的质性评价，将学生的综合表现列为同样重要的评价指标，体现评价整体观。
设立校外培训机构“红线”
减负难，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在营销广告的狂轰滥炸之下，即便学生在课堂内减了负，周末仍可能见缝插针地上各类补习班，导致课堂内减的“负”在课外加了回来。
这一情况并非个案。在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的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、教育界联组会上，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王欢委员谈到，当前“校外培训机构乱象”等问题引发学生家长和社会高度关注。
总书记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，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，有个幸福的童年;另一方面也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。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性问题，不是教育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，需要社会各方面、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将培训机构的竞争形容为“疯狂的营销大战”。他提供了一组数据：3家知名在线教育机构从2020年2月到11月的营销费用就超过了100亿元。倪闽景解释说，如此“烧钱”营销，势必会挤占在课程、教学和师资建设方面的投入。
“校外教育是良心行业，一旦唯利是图，问题就会十分严重。”倪闽景建议，对广告法涉及校外培训的条款进行修订，或出台专门的《校外培训机构广告管理条例》，并建立风险防控动态预警机制，加强对预收费的监管，创新监管方式。
他还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管理，防止无序资本厮杀，通过财务透明、网络直接预警、在线数据监测、设立红线区域，强化过程性监管，坚决对恶性竞争说“不”。
减负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
减负的目的，并不仅仅在于减少课业量本身，从长远来看，更关乎一个人的综合发展。
“一个学校没有升学率，就没有高考竞争力，但教育只关注升学率，国家恐怕也没有核心竞争力。”唐江澎说，分数是重要的，但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，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。
他说，在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“这应该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——提高国民素质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”。
在唐江澎看来，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、责任担当者、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，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，赢得未来的幸福，造福国家社会。
“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，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整体实力，也就是我们社会的幸福程度。”唐江澎认为，总书记在看望医卫教育界委员时说的八个字——培根铸魂、启智润心，深刻揭示了教育的使命与价值。
减负背后，关乎教育体制改革的宏大命题。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，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，统筹推进育人方式、办学模式、管理体制、保障机制改革。”在全国人大代表、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看来，这可以让不同的学校“百花齐放”，发挥各自优势特长，为国家培养方方面面的人才。
“总书记一直很关心教育均等化等问题。”王欢说，教育事关千家万户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对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，要紧盯不放，坚决改到位、改彻底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